“红色特工”系列：孤身赴宝岛只为传递重要情报忠贞不渝的朱枫

  1949年11月25日，此时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，但由于反动派依旧在负隅顽抗，许多先烈依旧奋战在革命的第一线，不能和普通群众一样分享这份喜悦。

  朱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张自己的照片，眷恋地回头看了一样她深爱着的这片土地，随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宝岛基隆的“风信子”号海轮。照片的背后，朱枫留下了一段话“我深深体验着‘真实的爱’与‘伟大的感情’，从此，我将永远快乐而健康”。

  来到宝岛40多天后，朱枫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付的重要任务，她带着对家人的思念之情，买好了返回香港的船票，还给家人寄去了一封信，信里写着“凤将于月内返里”，那种喜于言表，读信之人一定能感受到。但可惜的是，这封信竟成为了朱枫的绝笔。

  朱枫，原名朱贻荫，又名朱谌之，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，俗话说靠海吃海，镇海城由于临海的缘故，虽然时代黑暗，但这里的百姓靠着大自然的馈赠，生活也还算过得去。

  朱枫的父亲是当地渔业公会的会长，家境更是殷实，用古人的话来说，朱枫就是江南典型的大家闺秀，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和女工，近现代才成为主流学术的医学、财会学她都样样精通。

  这样的一个女子，就算将来不嫁入豪门，女承父业也是绝对没问题的，至少战争、流血、牺牲这样的词汇会距离她很远。但朱枫可不能用平常人家的眼光来看，由于年少求学时她就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同学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朱枫也成为了一名爱国青年，参加了许多爱国。

  抗战爆发后，朱枫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抗日洪流当中，话说一个女子能在这样规模的战争中有什么作为？朱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世人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，男子可以在前线与敌人战斗，女子一样能用自己的能力为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  朱枫散尽家财，支持抗日，哪里需要钱，她根本就不会犹豫，第一时间就把钱汇过去，到最后她得知组织经营的新知书店遇到了资金问题，她将仅留的与丈夫结婚时的钻戒卖了，将钱捐给书店来购买纸张。

  1944年，朱枫工作的上海同丰商行遭到日伪破坏，她也不幸因此被捕入狱，身体瘦弱的她并没有屈服于日本宪兵队的嚣张和残忍，尽管受尽了折磨，她也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关于组织的信息，好在后来组织积极营救，朱枫得以脱离苦海。

  然而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出狱后的朱枫没有第一时间逃离这个让她终生难忘的地方，她悄悄通过气窗潜入了已经被日寇查封了的自己的店里，把存款、支票本、账册偷偷取了出来，继续为组织提供资金上的支持。

  1945年，朱枫在上海秘密加入组织，随后在组织地下党开办的贸易公司、钱庄主管财务工作，并兼管组织地下党情报部门的经费。1948年，朱枫被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，远离家乡工作，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，何况此时的朱枫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

  但朱枫没有一点犹豫，她将年纪已经比较大的女儿送到了已经解放了的苏北，让组织帮她照顾女儿，自己一个人带着年纪尚小的儿子前往了香港这片陌生的土地。当时由于战争的缘故，香港汇聚了许多进步人士和文艺界知名人士，朱枫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回到大陆。

  在港工作期间，朱枫还解救了不少被敌特务抓获的组织人员，并将他们安全送回了大陆。汤季宏曾回忆说，当时他被捕后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是朱枫不惧艰险将他从敌人那里解救了出来，而且由于当时是冬天，天寒地冻的，身着单衣的汤季宏在离开前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负责送他的朱枫看到后，果断将自己的毛衣脱下让汤季宏穿在了身上。

  1949年底，由于老蒋逃到了宝岛，组织急需要一个人前往宝岛将“密使一号”手中关于宝岛的重要情报传递回来。

  这个时候朱枫与前夫的女儿陈莲芳怀孕后给她写信让她到宝岛暂住，陈莲芳和女婿当时都是老蒋情报部门的干部，朱枫顺利成章成为了组织最合适的人选。深入虎穴工作，危险程度可见一斑，但为了祖国能够早已统一，革命能够早日胜利，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往。

  结果接到组织任务后，她能放下儿女情长找到了身为警务处电讯管理处处长的女婿王昌诚，让他帮自己办理好了赴宝岛的证件，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

  两天后，朱枫在基隆港下了船，在基隆暂住了下来，她的任务是从“密使一号”那里拿到关键情报，然后传递回大陆，所以她只能等，她相信组织肯定已经将她抵达宝岛的消息传递了过来，这边的人肯定会主动接触她。

  但让朱枫没想到的是，确实有人来接触她了，但却来了两个，按理说如此重要的情报传递工作，组织一般都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，像这种“两线”的情况是非常少的，因为不安全。

  “密使一号”的身份是国军有意培养的军事专家吴石，此人早期并不是组织的人，但由于抗战结束后，老蒋迫不及待要掀起内战，吴石本就看不惯国军内部的腐败，如今更是对于老蒋发动内战不耻，毅然选择了弃暗投明，在国军高层的位置上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并传递给组织。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《潜伏》中余则成的原型之一就有吴石。

  而另一边，组织负责主持宝岛情报工作的“老郑”蔡孝乾是组织的元老人物了，年少就加入了组织，参加过长征，抗战胜利后来到宝岛主持情报工作，朱枫抵达宝岛后，“老郑”蔡孝乾就和朱枫碰了头，按理说这个任务和他没有一点关系，他不应该出现的，不知道为啥他出现了，而在几天后，吴石也找到了朱枫碰头。

  朱枫当时也想过了安全问题，但她并没有细想，因为她更在意如何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。她与吴石碰头后，双方对了暗语后，朱枫将自己此行的目的简单和吴石说了后，吴石从贴身携带的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，放到朱枫手里，交代她里面是装的是微缩胶卷，全是绝密军事情报，要尽快安全地传递到组织手中。

  朱枫将情报先行藏好，等到何时的时机再进行传递。好在没有让她等多久，三天后，基隆港码头，一艘定期往返基隆和香港的海轮“安福”号来到了基隆，这艘船的大副就是组织情报部门的特别交通员，朱枫将情报交到大副手中，并再三嘱咐一定要传递到组织手中。这份情报没有一点意外最后出现在了北京。

  此后，朱枫和吴石约好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四点碰面，两人先后七次秘密会面，终于在40多天后，朱枫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，将“密使一号”手中的所有情报秘密传递到了组织手中，心中大石落地后，朱枫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家和家人团聚。

  1950年6月10日，随着敌人一阵残忍的枪声，朱枫昂首挺胸，身中数弹，最终倒在了血泊当中，英勇就义。1951年7月，朱枫的家人收到了由陈毅元帅和潘汉年同时签章的《革命烈士光荣证书》。

  2010年12月9日北京机场接到了写有“朱谌之”三字的骨灰坛，牺牲于宝岛多年的“红色女特工”朱枫终于回到大陆，回到了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，7月14日早晨，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，忠魂以后将长眠于此，与她的家人，她奋斗过的那片土地相伴。

  时间回到1949年7月，此时的朱枫都还没有前往宝岛，但早已在宝岛主持工作多年的“老郑”蔡孝乾因为一份《光明报》暴露，副书记被捕。虽然副书记没有透露关于“老郑”蔡孝乾的信息，但却不小心暴露了他的住址。

  1950年1月29日，“老郑”蔡孝乾在住处被敌特务抓获，但最后成功逃脱。蔡孝乾虽然逃脱了，但特务在他的住处找到了一本笔记，上面写有“吴次长”字样，而敌人的参谋次长中只有吴石一个姓吴的。

  用真实姓名记录重要联络人，都不知道蔡孝乾是怎么想的，但敌特务此时还没有惊动吴石。之后的特务通过消息得知蔡孝乾躲往嘉义农村，原来蔡孝乾逃脱后就躲到了那里，谁曾想他耐不住农村里的生活的清苦，跑到了镇上西餐馆解馋，结果再次被抓获。

  第二次被抓获后，蔡孝乾第一时间就背叛了组织，据敌人的统计，由于蔡孝乾的背叛，有1800余组织人员因此被捕。蔡孝乾虽然没有直接供出朱枫，但由于此前他曾在一张纸币上无意留下了朱枫的联系方法。

  吴石在得知蔡孝乾叛变后，怕朱枫暴露，第一时间帮朱枫签发了“特别通行证”，帮助朱枫乘军用飞机飞抵了当时还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定海。由于此前敌特务就慢慢的开始监视吴石，此时通过蔡孝乾留下的纸币和吴石签发的“特别通行证”，朱枫的身份和去向已经被敌人了解。

  来到舟山后，朱枫找到了和她父亲是老友的顾姓人家开设的医院，此时的朱枫和家乡仅隔海相望，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已能看到她热爱的那片土地了，但由于当时敌人在舟山布置了重兵，审查又极为严格，一时间顾姓男子也找不到合适的船只送朱枫返回家乡，朱枫只得暂时在舟山安顿了下来。

  1950年2月18日，两个身着便衣的特务闯入了顾院长家，朱枫深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为了不连累这位父亲的老友，她拿起大衣，大义凛然地跟着两个特务走了，这一走，再也没了关于朱枫的消息，直到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上空响起刺耳的枪声，一个为新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巾帼英雄壮烈牺牲了。

  这是朱枫临赴宝岛前给丈夫写过一封信，由于信的内容太长，这里就不表了，信中朱枫把自己唤作“兄”，把她的丈夫唤作“妹”。相信麻花不表大家也能和我一样感受到其中深深的爱意，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份特殊的爱意；感受到期待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；感受到无奈，同样属于那个时代的无奈，朱枫的丈夫甚至都不知道朱枫的实际身份，这就是“红色特工”。他们很多人在即将见到光明前不幸牺牲了，有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但他们不该被历史所遗忘，他们同样是新中国的功臣。